抗战时期济源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
抗战时期济源市人口伤亡
和财产损失调研报
（2008年1月20日）
济源市抗战损失调研课题组
一、调研工作概述
根据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开展抗战课题调研的部署，我们及时拟定了《抗战时期济源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方案》，呈报市委分管领导审定指示后，成立了调研课题组。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兄弟地市的经验，做到坚持在调研力量上，把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借助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在调研方法上，把普遍撒网与解剖典型结合起来；在史料考证中，把档案资料、口述材料和其他史料结合起来。从2006年2月开始，先后到太原、阳城、新乡、济源历史档案馆查阅相关历史档案200余卷；发放各种调查表格1500余份，依托基层组织，对全市近500年行政村的1000余名知情人进行了走访调查。课题组又认真查阅了《济源市志》、《济源文史资料》、《中共济源党史》及其他历史文献。在此基础上，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整理、比对核实，撰写了《抗战时期济源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二、抗战爆发前济源的社会经济状况
济源市（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隅，北依太行，与山西省的晋城市、阳城县接壤；西踞王屋，同山西省垣曲县相邻；南临黄河，与洛阳市、孟津县相望；东接华北平原，与沁阳、孟州市相连。济源山区面积占88%，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呈两山夹一川的“U”字型。太行山横亘于北，王屋山绵延于西，南为黄土丘陵，滨临黄河，中部为一狭长的山前冲积平原；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森林茂盛，资源丰富，盛产煤、铁、木材、药材，且由于扼守着关阳、长泉、蓼坞、河清等著名古渡，是南下豫西、北通晋陕的重要通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济源自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设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抗日战争时期，这里隶属于太岳第四专署管辖。1943年3月，上级曾在西部山区析置王屋县，至1947年7月撤销，重归济源。解放后，济源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迅猛，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1997年列为省直管市。现辖12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是一个新兴的工业旅游城市，辖区总面积1931平方公里，总人口66万。
抗战爆发前，济源划为7个区，393保，3909甲；共有41023户，人口317781人，土地67万亩。农业兴盛，物产丰富。盛产小麦、玉米、谷子、豆子和药材；商贾云集，至1937年，已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17个较大的贸易集镇，拥有固定私营店铺600余家，乃晋东南、豫西北商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之一；文化繁荣，全县设有中学一座，高小22座，初小638座，计有在校学生约7.3万人；工业手工业具有一定规模，至1937年，济源有个体手工业作坊数百家，合资经营的煤矿2座；私营小煤窑数十家，仅克井大社一带私人矿井即达20余家，年产煤炭数万吨。济源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和相对富庶的经济物资基础，使得这里成为日本人入侵晋东南、进攻太岳区的重要目标。
三、日本帝国主义在济源的主要罪行
1938年2月21日，侵华日军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酒井支队攻陷济源县城后，继续西犯，其所属可西联队3000余人驻守济源县城。在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指挥下，黄河南岸的国民党91军166师，与撤至济源西部的第29军宋哲元部、第14军李默庵部、38军17师等部在济源境内与日军展开了反复争夺。相继发起了济源县城攻坚战、封门口阻击战、封门口伏击战、阿阳河之战，先后六次收复济源县城，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至1941年夏中条山战役之后，国民党正规军纷纷败退，撤离济源。1941年8月，侵济日军正式成立伪济源县政府，（伪县知事王劲柯，下设总务科、财政科、警察所。）日伪勾结，统治济源长达4年，给济源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
野蛮杀戮，惨案累累 从1938年2月日军占领济源县城，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的8年问，侵华日军在济源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在这次调查中，许多遇难者的后人和亲历者纷纷指证、控诉了侵华日军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
1938年6月，日军铃木师团突破封门天险，大举西犯。当地百姓为躲避日军，外逃数日，所携干粮均已吃完，许多人乘夜摸回背粮。邵原东街铁匠胡来成见日军将几十枝步枪架在一起，无人看管，便与白坡崖村民王佐一起，联络40多个年轻人悄悄将枪和4袋大米背走。第二天夜里，他们又召集60多人摸回，见西街几辆马车无人看守，十几个人一拥而上，推起两辆马车便走，不料被埋伏在四周的日军抓获。同时，日军还抓了许多可疑的人，一起关在桥西杨金东家的院内。次日下午，日军将抓捕的36名群众一个个带至房东边的大麻院，用刺刀一一戳死，填到大麻院内的一枯井中。由于井内无水，已塌了多年，36具尸了体横七竖八，几乎填满了枯井。胡来成身中数刀，最后一个被填下井。后苏醒过来，见日军撤走，忍痛爬出井口，爬到崔家庄上城（红土腰），成为36人中唯一幸存者。
1941年6月30日上午，日军驻西留养据点一大佐带两个随从到王虎寨骚扰。遇到美貌少女段小姣，日军大佐支开随从，欲行强暴，段姓少女不甘受辱，愤而投井。寨上村民目睹此景，怒不可遏，手拿扁担、桑杈一涌而上，由青年冯维林手执八音枪击毙日军大佐。当天下午，日军出动马队“扫荡”报复，在王虎寨南将村氏冯维升枪杀；7月1日，又将抓来的王虎寨村民冯悦道、冯铁旦、陈太爹；王虎村的解银、解土旦、徐斗、段明闪、周临栋、李群德；小王庄村民冯传华、张克亮；西留养村民张明、张旺、小土、韩继林之子；石板沟村民吕继顺、吕水巾；南杜村民姚升等28名无辜群众填入王虎寨南水井，砸下两只石磙，又丢下两枚手榴弹。7月2日，再度将村民冯俊道枪杀；7月3日，日军倾巢出动，从周边村庄网围群众数百人，集中在王虎寨东沟，四周架起机枪，扬言若不交出尸体和凶手，则将所有群众一律枪毙。关键时刻，寨民胡保成挺身而出，指出埋尸地点。日军对胡保成施以酷刑，并将其绑在树上活活烧死。临撤退时，又放火烧寨，连片房屋的熊熊大火一直烧了二天三夜。年老体弱的寨民冯希章、传达娘、保太奶奶等三位老人出逃不及，也葬身火海。此次惨案，日军逼死少女1人，枪杀2人，填井28人，烧死4人，共杀害群众35人，烧毁房屋320余间。
1942年1月13日凌晨，日伪邓玉儒部三四百人偷袭下冶石板河抗日自卫队驻地。杀死哨兵王文明后，将杨材明、越国连、黄鹏、黄存书、黄本源、黄东明、武虎山、赵体温、黄小贵、武长所、武小科、姚三虎、李材笃、李得娃、李黑旦、黄本茂、杨才升等17人堵在窑洞中活活烧死。
焚劫投毒，制造无人区 为了扑灭抗日烽火，控制交通命脉，侵华日军先后在济邵公路沿线和杜八联沿黄一带大肆烧焚民房，强制拆迁，制造了数十里的无人区。
中央社洛阳1938年6月29日电载：孟县、沁阳、济源三县代表向当局报告称，日军将济源至邵原镇公路沿途20里内居民房屋及所产粮食，尽付之一炬，共烧房屋20000余间，粮食80000余石，火光连天，数日未熄。牛羊牲畜，亦被宰杀数万头。敌退走后，民众无衣无食，露宿野外，为状至惨。敌临退时，将封门口、王屋、邵原等处民众数千人投入井内，仅邵原一带，由井中掘出之死尸即达500余具。并令汉奸沿井投毒，故虎岭、王屋、邵原等百余村井水尽变黄色，民众既无衣食，更无滴水可食，致十室十空，情况之惨，亘古未有。
另据国家水电部原副部长史向生同志回忆、由杨才松执笔撰写的《黄河小浪底抗敌斗争回顾》中记载，“杜八联”（地区）沦陷后，日军的中队部设在大坡头。沿黄河边的制高点建了六七个岗（炮）楼，并下令沿黄河北岸的蓼坞、庙沟、槐树庄、连地、马住等村庄的老百姓限期向后山撤3至5华里，变成东西长20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的无人区。大坡头日军中队部、陈岭岗（炮）楼，柳沟岗（炮）楼轮流到槐树庄拆房子，不到两个月时问，槐树庄五六百间房子全被拆光。留庄、庙沟的房子也基本被拆光、烧光了。尤其是“杜八联”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泰山庙也被日军拆毁。蓼坞村的房子被拆、烧掉约三分之一。其它如杨大庄、老王庄、祖师庙、马住、毛岭和连地等山村的房子和窑洞，也被日军放火烧掉不少。……村村变成一片废墟，荒芜一片。
残酷统治，满目萧条 在日军占领济源以后，在军事上频繁“扫荡”，四处强拆民房，修碉筑堡；政治上豢养兵匪，扶植伪傀儡政权，对劳苦大众强取豪夺，严酷盘剥；经济上，打乱地方工商业发展的正常进程，大批煤矿矿主和商业店主出逃，使一度繁荣光盛的集贸市场沦入萧条；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削弱，文化教育资源几乎丧失殆尽。兵荒战乱，天灾人祸，使济源田园荒芜，遍地狼烟，满目凄凉。这种状况我们从当年《新华日报》太岳版1944年8月7日的报道中即可见一斑：
“初到豫北的人，如果登高一望，会看见一片片绿油油的田地，觉得秋天还不错啊，但是走近一看，原来并不是什么来苗，而是高达八尺的黄蒿。这样的黄蒿，也长在村街中，也长在院落中，到处都成了黄蒿的世界。院里青青的，房子是窄窄的，没有门窗，也没有家具，碗锅耧耙一无所有，房子的角落里，不时发现死人的骨头。据口口村姓王的老乡说：他的亲兄弟在三月间出门被人拉走剥吃了。玉皇庙某家女人，把自己女儿送人剥了，自己分了一条腿吃。斗沟七八家人只剩三家，当中一家是刚从外逃难回来的。口口十四岁小孩马长林，一家八口死七人，只剩他一人。
该地敌伪的剥削则是五花八门，处处尽是。比如伪区署“正派”两千斤粮，伪军就可以额外捞五六千斤，伪军士兵也可以向保长说：“想点办法，困难的很！”照样三五十斤、三五百斤都可以。如果没有，马上加以“通八路”等罪名，给你“结算伙食账”（打黑枪，不再让你吃饭的意思）。某村有个老百姓买了四顶新草帽，路过南姚据点，伪军几个小勤务兵跳出把帽子抢走了。找到他们的队长，结果是说：“你看能要回来？让给他们吧！”
豫北的情况，一般人们用“三多三少”四个字来概括它：“三多”是荒地多、空房多、病人多。口口村170亩地，只种50亩，120亩都是荒着没有种。佃头村过去220户，现在只有47户，173家的房子没人住。现在的人口十家九病，这是三多。“三少”是人少、牲口少、家具少。像柿坪村47口人现只剩8口，4口男人中还有一个老汉，他们的麦子都是用人力拉碾（磙）打的，种也凭着人拉耧种，农具是十分缺的。
四、人口伤亡情况
1946年6、7月问，济源、王屋两县政府曾按照太岳区的统一部署，对八年抗战时期两县民力消耗、人口、财产、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进行过调查统计，在这次课题调研中，尽管我们通过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对该调查统计的分析，也看出它的不够全面、不够完整，但是，该调查统计依然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合法性。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现仍按济源、王屋两县1946年的调查统计表来叙述济源八年抗战中的人口损失情况。（因王屋县设立于1943年3月，1947年7月撤销，并入济源。故在下面的统计表述中将两县的数字合计，统称为济源县。）
（一）人口损失情况综述
济源（含王屋县）1946年统计的抗战人口损失情况是：
1、原有人口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人，现有人口十九万零八百一十六人；
2、被敌捕杀男女一万八千零七十六人；
3、敌特投毒害死男女一千六百二十四人；
4、敌伪暗杀（打黑枪）男女三千六百六十九人；
5、病死、饿死男女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七人；
6、被敌抓去当壮丁四千九百一十九人；
7、因兵荒流亡外出男女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人；
8、因战争致伤致残的男女两千四百九十七人；
9、被奸妇女四千八百七十一人。
（二）人口损失原因分析
按照当年太岳区组织的调查统计，截至1946年6月，济源（含王屋县）共减少人口126946人，占原有人数的39.95%，关于人口减少的原因，当年济源、王屋两县调查统计表未作详细说明。通过这次调查走访和对相关资料的研究分析，我们把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
1、日军扫荡、轰炸、屠杀，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自1938年2月日军入侵济源开始，济源的人口即出现下降趋势。日军的每一次轰炸、扫荡、清乡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别是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日伪长期统治期间，扫荡、清乡更成了日军的家常便饭，哪个村庄不维持，哪里的人敢反抗，就出动扫荡，闹得尸横遍野，鸡犬不留。1938年4月3日，日军为扫荡轵城的抗日民团，将躲避在东沟瓦窑场内的郑用堂、郑玉山、郑用怀等32名男女群众全部杀害。同时，日军飞机在轵城南府坛轮番轰炸，无辜百姓20余人当场丧命。一小女孩被炸得血肉横飞，小胳膊挂在四五米高的榆树梢，惨不忍睹。
《新华日报》1938年7月1日“日军在孟沁济三县屠杀焚劫”一文中曾报道称：敌军日前侵据沁阳、济源后到处烧杀奸掳，计在济源某村屠杀民众百余人，亚桥村杀五十余人，东西留村杀二百余人，高庄、承留、孔庄、大社、碑子、西许等村，共杀民众千余人。县城内，东西关杀五百余人，东西马蓬、许庄、尚庄、封门口、虎岭、中王村、王屋、邵原、西阳、蒲堂（掌）、白鹅、杨村等地，共杀约下余人。”
1939年6月，日军10架飞机轰炸邵原，在区公所和中国守军部队驻地附近投下30多枚重型炸弹，弹片横飞，尘土蔽日，炸断的树枝满地。这次轰炸当场被炸死中国军队6人，无辜群众36人，牲口23头，炸塌房屋67间。其中，区长刘道南家炸塌上房两间，其妻子、小女被炸死；西街翟良景一双儿女被炸死；翟良超的堂侄翟长明（12岁）被炸身亡；在街上开饭店的杨小丙一家四口无一幸免；本街回族丁治干父子三人躲在麦秸垛旁，也被当场炸死。
1941年4月16日，在日军扫荡中，大峪镇交兑村村民胡三羊一一家八口被杀7人：村民王天成、代狗毛、宋景龙、代生龙、代喜、代老里、代狗碰等28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1941年9月23日，在日军报复性扫荡中，五龙口镇裴村村民于光、卫老庚和刘保元等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王运来、史建模、卫全安、卫心胜等17名群众被枪杀；全村87户、160座、514间房屋被焚。
2、八年的艰苦抗战，导致大量战斗减员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济源人民踊跃支前，参军参战，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搏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因种种原因，在这次抗战课题调研中，我们末能找到当年中国军队在济源境内对日军作战的人员伤亡统计资料，但战斗减员乃这一时期济源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则是不容质疑的客观事实。《济源市志》、《中共济源党史》等有关资料曾对国民党正规军、八路军、地方游击队对日军作战的伤亡情况有零星记述。如：1938年2月25日，日军第14师团酒井支队占领济源城后继续西犯。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率部撤至王屋区，宋令胡文郁团殿后。该团二营凭借封门口天险阻击日军。经过一天激烈战斗，二营官兵打死打伤日军700余人，二营阵亡连长3名，重伤一名：13名排长中伤亡8名，全营（300多名士兵）仅剩下150余人。
1938年3月18日，现五龙口镇沁河以北十几个村的红枪会会众1500余人，在首领李式平的率领下，乘虚攻打沁阳县城。不料，情况有误，守城日军未减反增。在敌强大火力下，司令李式平及以下会众200余人壮烈殉国。仅留村就有19人阵亡，西许村也有23人阵亡。
1938年4月10日凌晨，国民党第91军166师、496旅之991、992团发起济源县城攻坚战，991团300多名勇士架云梯突入济源县城，因天亮后后援被断，300名勇士孤军浴血奋战三天三夜，全部壮烈殉国。
另据济源市民政部门烈士登记表记载，八年抗战期间，济源籍登记在册、有据可查的革命烈士即有362名。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军队及八路军游击队、民兵的战斗伤亡人数，目前已无法再作详细统计，具体战斗伤亡人数当年是否列入人口伤亡调查统计，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3、日伪暗杀、投毒、残害无辜、草管人命
日伪统治期，在济源境内先后设立据点24个，修筑碉堡37座，修筑炮楼560座。一方面，日军派“红部”便衣特务遍布城乡；另一方面，豢养汉奸走狗，收编大量兵痞流氓，推行“以华制华”。他们肆元忌惮地拘押、刑讯、残害爱国志士，随意射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据济源、王屋两县1946年统计，遭敌特投毒、打黑枪致死者即达5293人。如：1938年7月，敌特在李八庄井内投毒，毒死王显堂等男女40人；地特工王同玉（伪军司令）在李八庄（等地）先后暗杀陈心明等280人；一区阎庄小村有150 户，计750口人，在1942年至1944年，被敌杀害150口，占该村人口的20%；二区芮村共200户，计850人，在1942年-1944年间被敌杀害270口，占全村总人口的31.8%。
现年86岁的济源县委副书记李传清老人告诉我们，当年济源共有大大小小36支杆子（土匪、民团）被日军收编豢养，老百姓称之为“二鬼子”。他们鱼肉乡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这次调研中，我们从法院档案室找到了部分日伪战犯的供词和审判资料，从反面印证日伪残暴统治的罪行。据时任伪六区区长兼六十六支队大队长的王佑儒供述，共打死人命19条。1941年2、3月间，下令将一过路群众活埋；1943年春，将裴村于存道与另外一名群众勒死在庙洼南定斗；1945年5月，又协同伪县长李惠浦以八路嫌疑为名，将金鹅村王契中和另一王姓群众枪杀；1945年5月，将坡头南陈村农会主任张某枪杀；同年6月，枪杀坡头村民郑琪荣；同年7月，将左山村农会主任枪杀，尸体抛进黄河。
另据当年济源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刑事判决书（法刑字97号）所列，时任日伪大队长的“杀人魔王”范登科，1939年在一区石河村黑枪打死张保兴；在康村打死王昌范、杨烈明、杨元兵三人；1940年在候岭打死我游击队长李振海和队员李土旦一日，在康村打死余孔；1943年在南庄打死谢中林、李思瑞、李思云和一姓刘的女人；同年4月，山西下来三个老乡，被范诬为八路军探子，投到大社煤窑死去；5月，该犯在阳城清泉抓捕我军供给人员五名，杀害于济源县城；又在寨村腰打死我沁阳抗日县长田多丰；同时，在日伪统治时期，范登科组织便衣小队驻在克井煤窑，凡见到可疑百姓或穿有类似八路军鞋者，均抓住投到克井煤窑矿里，计有30人以上；1945年，在佃头包围我抗日县政府，打死区干部队六名。
4、兵祸、天灾，生灵涂炭，病死、饿死逃了外出者甚众。
日伪军的强征硬派，兵痞、土匪的敲诈勒索，使广大民众苦不堪言。加上1942年、1943年连遭旱灾、蝗灾、庄稼绝收，更使得饿殍满地，尸骨遍野。据统计，在济源、王屋两县这一时期病死、饿死共共计66687人，躲避战乱灾荒外出逃生者达10万之众。至1946年济源、王屋两县调查统计时，外出逃难未归者仍多达31990人。《太岳日报》1944年3月 15日刊登的《济源敌占区卖人肉包子，老百姓都向根据地逃来》一文曾记记述了当年的惨象：济源的敌占区老百姓被敌人弄得实在待不下去！都一批一批离开了那所谓“安居乐业”的“治安区”到我根据地来。据说“治安区”快要变成“无人区”了。那里的饥民把草根、树皮、牛、狗、猪都已吃光，竟吃起人肉来，有卖人肉“包子”、“肉丸”的现象。有个伪军去抢老乡的东两，在老乡的被子里，发现了一条人腿，才自动走离。济源老乡谈起这心事，无一个人不掉泪。
五、财产损失情况
日军占领济源期间，不仅对当地人民实行了历史上最凶残的镇压和屠杀，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血案，而且对济源丰富的物质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济源众多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坏，对济源人民的生活财产进行了野蛮的洗劫与掠夺。日军铁蹄所至，居民住所被炸毁，乡村房舍被焚烧，公私财物被洗劫，庙宇古迹被拆除，商贸集市被废禁，矿场森林被劫伐，直接导致了济源自然经济的崩溃和衰败，其损失之重是难以估量的。在此，我们依据太岳区各专县粮食、房屋、畜类损失统计表，太岳区各专县各种物资损失统计表，以及济源、王屋两县当年上报的调查统计表，对济源在八年抗战期间的财产损失情况作一分析和说明。
（一）财产损失情况综述
1946年6月，太岳区各专县粮食、房屋、畜类损失统计表和各种物资损失统计表共列出粮食损失、房屋损失、畜类损失、农具损失、被服损失、金银损失、铜锡损失、力役折工、树木损失等13项，对煤炭工业、商业损失等未作详细统计，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依据1946年3月《太岳第四专署济源各区、村抗战八年损失调查表》、《济源县财产损失调查表》和《王屋县财产损失调查表》，将济源（含王屋县）八年抗战期间的财产损失情况累加在一起综述如下：
1、粮食损失：被敌烧毁、抢劫粮食728008石；
2、房屋损失：被敌烧、拆、炸毁房屋101503间；
3、畜类损失：共计损失牛、驴、骡马39520头；羊80300只；猪5460头；鸡379000只；
4、农具损失：计585000件；
5、被服损失：计544200件；
6、金银损失：计44120000元；
7、力役折工：计22063000个；
8、树木损失：计241232株；
9、食盐损失：计94400斤；
10、土地损失：计27500亩。
（二）财产损失调查分析
日军的侵略占领给济源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巨大的，而以下面这些统计数字显然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的。比如，工业损失中煤窑的倒闭，手工业作坊的破产，商业、学校、公益事业、政权机构等财产损失明显未作全面调查统计。由此可见，济源人民财产损失的实际数目要远远大于1946年太岳区调查统计的数字。在此，综合各方面的文献资料，我们试将财产损失的原因分析如下：
1、“扫荡”、“清乡”，大量民房，器物被焚毁
为了控制水陆交通命脉．巩固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从1938年2月始，日军先后在济邵公路沿线和沿黄一带制造了数十公里的无人区，并对“杜八联”、“大河里”、王屋山抗日根据地接二连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和轰炸。铁蹄所至，狼烟遍地，大量民房被烧、拆，无数财物被焚毁或抢掠。据五龙口镇裴村孔庆立、张克芳、卫心茂等老人讲述，1941年9月23日下午，该村被日军烧毁房屋计5 1 4间；1942年到1945年3月底邵原黄楝树村1260间房子，被烧1230间；芮村1800问房子也全数被烧光。1943年秋，克井南康村180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毁；轵城镇张金村1600余间房屋一次就被焚烧1400间，其他生产、生活物品被焚毁者不计其数。
2、修筑碉堡，大量土地、物资被征占
据统计，当时日军修筑碉堡、炮楼、据点，挖筑封锁沟、墙，修路等就占地2.75万亩，占土地总数的3.9%。为修造这些军事设施，日军无偿征用了大量民工。八年中，日军在济源境内修碉堡31座，用工247万个；修据点18处，用工11万个。其中，1942年仅毛岭据点就征用民工2万多个；修炮楼494座，用工2118万个；修公路用工27万个；修封锁沟用工40万个，其它差役47个，总计用工达250万个。日军在王屋县境内修碉堡6座，据点6个，修建炮楼66座，修公路165公里，总计用工41.6万个。
需要指出的是，日军修筑这些设施所需的砖、石、木、瓦等建筑物料大部都是就地强行征用的。以致当地不少庙宇、民房、树木被拆除和砍伐。据《太岳第四专署济源各区村抗战八年损失调查表》载：济源境内被日军烧拆庙宇达2034间。在这次调查中，轵城镇长泉村的陈汗国、杨振道两位老人证实，长泉村原有老君庙、关帝庙、奶奶庙、王庙等四座庙宇，占地148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均被日军拆除，用于修盖炮楼。五龙口镇莲东村87岁的赵延评老人也回忆说，当年该村汤帝庙内有一口600余斤的大铁钟，系明朝传下来的珍贵文物，也被日军抢走，至今下落不明。
3、兵匪横行，大量金银财物被掳掠
八年间，日军除驻济部队之外，还收编了李正德、范登科、王同玉、卫安生等大大小小数十支土匪武装，加上国民党正规部队溃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和兵痞流氓，济源境内兵匪多如牛毛。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奸淫掳掠，元恶不作，给济源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从王佑儒、王经和、范登科的供词和判决书的文字
中，即可见一斑：
据时任伪六区区长、伪匪大队长的王佑儒供述：1941年秋天8、9月间，我任伪县白卫队中队长，驻防王虎村南张庄时，曾亲率所属中队二、三十人，配合伪县两司令李瑞芝（石板构人）到西大沟河，抢掠群众牛、驴十余头，杂粮二石余；1941年8、9月份，我任六区区长，兼六十六支队大队长，某日亲率所属各中队在南姚村抢劫牛、驴十来头；还有一年6、7月间，亲率所属乡中队长王德茂等官兵10余名，随住白坡顽军一个营，前往留庄以西一带围打八路军时，乘机抢劫留庄西附近村庄群众杂粮三石余。
时任伪军中队长的王经和也供述道：1942年秋天，我在伪军王同玉部当中队长驻防武山，曾先后派中队副段思浩（西官桥人）率队到上下贯和玉皇庙抢粮拉牲口各一次，两次共抢粮食约4石，拉牲口20余头，士兵们还抢掠群众一些衣物等。
1951年4月2日，济源县人民政府第一审判庭的刑事判决书也列举了日伪战犯之一范登科的部分罪行：1939年该犯投靠日本鬼子，在我济源四乡褫捐民财、买枪数百支，组织匪徒数百，凶帮日寇四方扫荡，凡到村庄枪杀烧奸。于1942年、1943年抢粮疯起、日不断头。在太行白涧、任庄、北庄、勋掌、交地、原昌、佃头等数十村，奉行日寇三光政策，抢我群众耕牛140余头，粮食300余石，衣服等物数字难以统计。一次在白涧等村烧毁民房300余座，并由其大队副罗长民讲话：自由一天，随便淫奸。在该犯匪徒参与下，无辜妇女们受强奸无数。1942年、1943年向邻县阳城出发，抢群众耕牛317头，羊227只，驴18头，粮食3200余石，衣物难计。在该犯和日寇三光政策下，抢我县及阳南地区人民口无粒粮，劫我县四乡人民身无升合之粮，烧两县人民住宅1200余间。……造成我县32万民众家破人亡、东逃西散、流离失所，有父无子、有夫无妇、流浪乞讨、土地荒芜、死人尸骨遍地。
4、经济封锁，殖民统治，导致各业严重萎缩
军事侵略服务于经济掠夺，经济掠夺支撑着军事侵略。日军占领济源后，对济源实行了严酷的经济控制、经济封锁、经济掠夺。为掌握经济命脉，日军成立了所谓的“合作社”，以之控制商贸交易活动。当年《王屋县敌祸天灾、医药卫生情况调查概略》中，就记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敌占领后，即在沿公路据点内设供营所（即一切物品尽得入供营所销售），据点外设交易所，每元出入抽三分，以绳（束）缚我市场。同时用毒品销售打击我，本币与法币皆不准入市。大展鬼币，垄断掠夺，以致数万鬼币移以耕牛，又有以前鬼币买一日记本。
另据《济源市志》记载，1937年，全县1 7个较大的集镇已有大小私营商业店铺600余家，其中半数集中在县城。其中半数集中在县城。因不堪日伪盘剥，除少数商号继续营业外，多数商家停业外逃。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县城乡仅余私营商户93家。战前开办的数十家煤矿和煤窑，也在战火中纷纷倒闭。
五、结论
综上所述，侵华日军给济源人民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最为沉重的创伤，使济源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秀美富庶的玉川大地变得满目疮痍，商贾云集的集镇变得衰败萧条。其在济源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给济源人民的心灵上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抚平。
（一）人口损失严重
1937年，济源全县共有51023户，317781人。抗日战争中，由于日伪军的杀戮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济源人口急剧下降。到1946年太岳区调查统计时，全县人只有190816人，仅相当于战前全县人口的60%。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济源这一时期的人口就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下降幅度，因此，日军应对八年中济源人口损失承担全部战争责任。
（二）财产损失巨大
按照济源、王屋两县政府1946年调查统计表单项合计，八年抗战期间，仅济源（王屋）粮食损失、耕畜损失、房隧损失、文化教育损失、力役损失等共计5661亿元，相当于济源县1950年全部财政收入（12.5万元）的50倍。其他猪、羊、鸡禽、食盐、工商业和其他社会事业损失尚未计算在内。
（三）经济濒临崩溃
因连年战乱，济源人口大幅下降，数十家煤矿矿主关井外逃，大批手工业作坊倒闭。84. 5%的商业店铺关闭，农村大片土地荒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削弱，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