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行到福建——济源南下干部研究
内容提要：解放战争时期，为迅速接管政权，中共中央作出抽调干部南下的重要决策。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等上级的安排部署，济源县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南下干部大调配行动，122名党员干部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在到达福建后积极开展巩固新政权、肃清敌特匪患、土地改革等工作，为解放后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仍需继承南下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不竭动力。
关键词：南下干部；历程；重要作用；时代精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6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76周年。1949年初，为了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的号召，122名济源干部和华北解放区4000余名干部一起，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建政。这些干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南下干部”，为福建解放和解放初期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南下干部队伍的组建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革命形势的不断向前推进，南方大片的解放区需要大量的管理干部来巩固新生政权。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各中央局，要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培养、选拔大批干部，并且尽可能配备双套班子，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随时准备抽调干部随军南下，迎接全国的解放。可以说，九月会议初步将老区干部南下提上议程，南下干部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九月会议”之后，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在过去新区发展的经验上，作出了新解放区需要各项干部5.3万名的估算。同时，还对抽调的5.3万名各项干部作了分配：华北局1.7万人，华东局1.5万人，东北局1.5万人，西北局3000人，中原局3000人。为了保证抽调干部能胜任城市解放的各项工作，《决议》还提出要“有计划地大量培养、训练提拔干部”。这些举措，为南下干部工作的开展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在此次南调新解放区所需干部中，华北局承担了最大量的1.7万名培训输出任务。在《决议》发出的第二日，华北局下发《关于外调1.7万名干部及补足缺额的决定》，号召“全华北党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一切有利条件，全力完成中央所给华北外调1.7万名干部的伟大任务”。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这是在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于抽调南下干部所提出的又一指示性文件。
济源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北琚太行，南临黄河，是晋豫交通的咽喉，当时隶属于华北局。按照指示，济源需要调配一个可以接管一个县城的成建制班子。县委在遵从自愿报名和兼顾地方的原则下，从县到区，将党、政、群干部全面排队，将干部一分为二，即一半调出南下，一半留在当地坚持工作。经过全面平衡、逐个审定，全县共批准县、区两级干部98人，另有卫生员2人，通讯员14人，炊事员8人，共122人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政权。这些南下干部中年龄最大的是44岁，最小的为18岁，平均年龄29岁；共产党员有95人，占比78%；县级干部8人，区科级干部38人，均占当时济源全部县区主干的一半左右。
在这些南下干部身上，几乎每一位都经历过党性和亲情的激烈斗争。县武委会主任李岳，不但在母亲的支持下带头坚决南下，还影响着母亲帮助其他干部坚定南下决心；五区副区长张战元因一位山西籍南下干部探家未归，临时替补南下；三区秘书王贵谦的母亲趁他熟睡时拿走他的衣物阻止独子南下，他苦苦哀求母亲，3天后走山路在晋城赶上大部队，南下干部们排除了一切困难，毅然坚定地选择这项光荣的使命。
二、南下福建历程
1949年初，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华北大地春机盎然。3月8日，济源南下干部由赵守训、李岳带队，从济源出发行程210余里，于3月10日到达太岳三地委驻地晋城。3月12日乘坐汽车行程240余里，到达太岳区南下干部集中地长治。在长治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与太岳区南下干部一起向河北武安进发，与太行区南下干部汇合。在到达武安后，队伍开始整训。期间，南下干部们集中学习了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进行了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济源南下干部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第三中队。武安整训为南下干部克服困难长途行军，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辗转南下接管新区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武安整训后，南下干部于4月25日沿平汉铁路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挺进。由于国共和谈失败，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顷刻瓦解，迅即摧枯拉朽，南京于4月23日解放，苏州于4月27日解放，原定要接管的苏南新解放区被先行抵达的其他解放区干部接管。5月24日，南下干部抵达苏州待命，休整学习。
在受命主政福建的张鼎丞同志力邀之下，经中央批准，南下干部被历史的大手推向了福建。当时，从富庶的江南到相对落后的福建，对南下干部而言无疑是一次党性的淬火和抉择，在祖国需要面前，南下干部经受住了考验，毅然选择了福建。他们走过春秋和酷暑，穿越枪林弹雨，历经生死考验，于1949年8月到达福建。
从青春正好到暮年华发，从解放福建、接管福建，到投身福建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他们将毕生心血和智慧奉献给福建，为今日欣欣向荣的新福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济源南下干部对霞浦、柘荣的接管
南下干部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福建后，各大队迅速前往各自的接管地区开始工作。隶属于第六大队第三中队的济源干部大部分被调往霞浦、柘荣地区。他们按照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安排部署，开展巩固新政权、肃清敌特匪患、土地改革等工作，为稳定社会秩序，进行政权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接管国民党反动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霞浦、柘荣解放后，为了维护革命胜利的果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南下干部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接管国民党政府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解放初期，福建省大部分地区人民民主政权还没有自上而下建立，广大人民还未普遍发动与组织起来，乡村的封建恶霸还在为非作恶，反动的保甲制度尚未彻底摧毁，基层政权还大部分控制在恶霸地主等封建势力的手中，农民还处在封建剥削之下。面对严峻形势，南下干部按照党中央“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各按系统，先接后管、坚持立场、逐渐改造”和“有准备、有秩序”的方针确定了接管工作原则及具体方案。
南下干部与原霞浦地下党的同志会师后，在1949年10月3日正式成立了霞浦县人民政府，组建了霞浦县、区两级党、政、群、武机构。县委书记为王安珍，县长为赵守训，县级机关下设五个区。到柘荣的人员先以李检为中共柘荣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成富物、詹其道为副主任，商建中为工委副书记。不久，政务院又批准建立柘荣县，李检为县长，又分设一至三区。在新政权建立后，南下干部们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采取一系列稳健的措施，维护了霞浦、柘荣两地的平稳安定，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肃清敌特匪患，稳定社会秩序
随着霞浦、柘荣的解放，国民党的大批正规军被消灭，但是仍然还残留着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特务。他们在人民政权尚未稳固时趁机兴风作浪，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彻底消灭匪特及散兵游勇是势在必行的。当时，霞浦和柘荣所在的闽东地区有土匪20余股，1228人，另有散匪四五百人。他们拥有长枪1083支、短枪30支，还有机枪9挺。抢劫、杀人、破坏事件时有发生，社会不得安宁。
毛主席一直关注着福建的剿匪情况，并致电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对闵浙两省剿匪、土改工作做了明确指示：“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及将剿匪与“广泛开展土改工作相结合，限期6个月内剿灭一切土匪，责令叶飞、张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11月底，福建省委在福州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对福建剿匪、土改工作的紧急指示，通过了《关于加紧剿匪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决议》，决定剿匪、土改、肃特三项工作齐头并进，结合进行。
面对错综复杂的匪情和敌情，为了瓦解敌人，使受蒙蔽的一般土匪转化过来，包含霞浦、柘荣的闽东各县、区政府执行了“严惩首恶，胁从不问，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宽严结合的剿匪政策。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以及全省土改、镇反的不断打压下，土匪无法再成股活动。许多股匪化整为零，化匪为民，就地分散隐蔽，匪首则潜藏深山。剿匪部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策略，驻匪、搜剿土匪。同时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加强内外控制，村村联防，查户口，设路卡，断匪粮，挖耳目，断绝土匪与外界的联系，继续掀起清剿高潮。至1953年7月，霞浦境内的匪患全部肃清，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人民政权迅速得到巩固，也保证了解放初期福建土地改革等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开展土地改革，发展农村经济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的梦寐之求。解放前，霞浦县设5镇6乡118保，计44060户180409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80%以上。当时霞浦农民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生活极其贫困，许多人终年不得一饱，遇上天灾人祸，就要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生活苦不堪言。
霞浦县于1949年11月开始陆续举办农村减租积极分子培训班，培养农民积极分子140人，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开展减租反霸斗争。1950年1月全县90个保建立农会筹备会组织，发展会员16093人；4月全县有50个保成立了农协会，45个保建立了农协小组；6月全县成立清理公产委员会开始清理公产；7月开始民主建政，废除保甲制度。经过近一年的斗争锻炼，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农村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提高，农村工作局面已经打开。1951年1月，霞浦县制定全县土改运动方案，分三期于1952年完成了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霞浦渔区也进行了渔改。全县渔区约有渔业人口2万余人，其中纯渔人口约占三分之一，其余皆半渔半农，这类地区的渔民多兼营农业，土改中同样分得了土地和财产。在漫长的土改工作中，南下干部与霞浦干部群众紧密团结，充分吸取北方土改的经验教训，让霞浦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宣告了霞浦封建制度的彻底消灭。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民真正在经济上得到翻身，也使霞浦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促进了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为闽东的繁荣富强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福建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新时代要继承和发扬南下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溯本求源，正是像南下干部这样的无数革命队伍和无数革命先辈的努力奋斗、牺牲奉献，才造就了共和国的鲜红底色。南下干部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褪色的精神风范的具体体现，新时代新征程仍需不断继承和大力弘扬。
（一）继承和发扬南下干部忠诚于党、忠于人民的无私革命精神
为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南下干部舍小家、为大家，舍安逸、选艰险，告别家乡故土，离别父母妻儿，来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山多、雨多、蚊虫多的福建，投身到福建的解放和建设中去；南下途中，党指向哪里南下干部就冲向哪里，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就在哪里安家。这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
（二）继承和发扬南下干部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作家赵晚芹曾这样评价南下,“南下是考验,南下是付出，某种意义上说南下也是诀别”。如今76年过去，南下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牺牲或病故，有的终身留在福建工作，没能再回到故乡。南下干部的子女，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在福建或家乡各个岗位上担任着各种工作，在父辈的身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继续奉献奋斗，延续着南下干部精神。新的时期，没有敌顽匪特的袭扰，但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仍需继承和发扬南下干部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在任何时候守原则、讲真话、办实事，敢于坚决斗争，自觉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三）继承和发扬南下干部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战斗精神
在缺建设资金、缺专业人才、缺管理干部、缺技术工人、缺建筑器材、缺施工机具的“六缺”时期，南下干部细心求教，大胆摸索，首创了全国第一个地下发电厂厂房。还有被东山人亲切地称为“谷公”的治沙英雄谷文昌等县委带头人，他们在异常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不被困难吓垮，发扬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战斗精神。在工作中敢于担当，在生活中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党性修养，砥砺战斗精神。
（四）继承和发扬南下干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
南下福建期间，无论是剿匪反特还是土地改革，抑或十年内乱，南下干部都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放在首位，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革命建政和改革建设等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爱国爱民、为人民事业呕心沥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好干部。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需继承和发扬长江支队这种自觉依靠群众，敢于发动群众，为了群众利益敢于牺牲一切的精神，坚持在工作过程中听民情、解民意，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坚持群众利益至上，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