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王屋山情结——道教情结（一）

      在有关济源的古代诗歌中，唐诗为数最多，且不乏名家之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高适、岑参、韩愈、孟郊、刘禹锡、张籍、卢仝、元稹、李益、李商隐、温庭筠、杜牧、宋之问、张说、李峤、卢照邻、杜光庭、马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为济源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总量有近百篇之多。
    唐诗是唐文化的精华，研究济源的唐代诗歌是认识济源唐时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检阅这些诗歌，你会发现，唐代诸多诗人频频踏访济源的原因，一为寄情济源山水，二为王屋山寻仙访道。二者相比，后者比前者在诗歌中表现得更多更充分。
 唐代的济源山水奇美。太行、王屋二山壁立万仞，山清水秀。发源于王屋山的古济水，潜伏百里，平地涌流，滋养万顷稼穑，是天下仰慕的神水。王屋山道教活动从轩辕黄帝天坛祭天开始，经过千年孕育发展，唐代已达鼎盛。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敕建王屋山阳台宫，并令其胞妹玉真公主到王屋山师从司马承祯修道，更为王屋山道教圣地增添了令世人瞩目的光环。这些，可以说是吸引唐代诗人寄情济源山水的“内在”条件。就“外部”环境而言，距济源仅百里之遥的洛阳，是唐王朝的陪都，自然也是文人墨客求仕访贤常来常往的地方。闲暇之余，他们自然会寄情济源山水前来踏访。两地之间虽然有黄河相隔，但有黄河之上的河阳桥连接两地，天堑遂为通途。
 唐代诗人王屋山寻仙访道诗的产生，与唐代的道教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国人的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顶峰时期，唐王朝尊道教为“国教”，不仅大修道书，大建道教宫观，还把老庄玄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对道教中的大师级人物，更是视之如宝，恩宠有加。唐玄宗曾多次诏见高级道士讲经，请问道法，拜官赐物。在这种“政治倾向”的推动下，唐代的官吏与文人大都从思想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熏染，与道教有过深浅不同的接触。不少名公巨卿不仅信奉道教，而且接受道箓，以至出现了诸多一人并列官吏、文士、道士三重身份的现象。唐代诗人作为当时文化体现最为集中的社会群体，也大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道教。其接受的原因，有社会风气、地域文化、个人心理、人际交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正由于此，唐诗也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强烈渗透，许多诗篇充满了玄风道味。同时，唐诗也对道教进行着诗化，发挥着创造道教文化的作用，从而推动了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发展传播，二者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有关王屋山的唐诗中，直写道事或求仙访道的诗占了较多篇幅，有些诗虽为写景，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道教文化的气息。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道教文化在唐代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尤其在文学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唐代诸诗人的道教思想及其王屋山诗作的契合入手，分别作一些简明的述评。

                   诗仙李白的王屋山情丝

 在李白的诗歌中，与王屋山有关的诗有三首：《上阳台》、《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这三首诗中，第一首《上阳台》在历代李白诗集和《全唐诗》中均未见收入，诗文手迹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李白惟一的存世墨迹，堪称国宝极品，在当代书画界也广有影响，一般都称之为《上阳台帖》。令人遗憾的是，对李白的这一存世墨宝，其写作的年代至今无人知晓，更无人考究诗人当年所上“阳台”系指何处。直到21世纪初，济源的文史研究者综合各种史料，才澄清了这一作品的写作年代及写作背景：这首诗当是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宫时所作，其写作背景应为纪念王屋山道教宗师司马承祯。从作品内容分析，应是李白为司马承祯在阳台宫所作的巨幅山水壁画题咏。《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写作时间李白年谱中记为天宝十三年（754年）。当时李白正在二次漫游，至扬州时，见到自王屋山一路寻访而来的魏万。在魏万遍述了自己的游历后，李白大为感动，并将诗文稿托付魏万结集。与魏万分别时，李白作诗相赠以表情怀。《寄王屋山人孟大融》的写作时间，目前还未有定论，但从诗文内容看，也应是李白二次漫游时期之作。因为李白天宝六年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漫游梁宋，并在济南授箓入道。诗中所描述的神仙生活，实际上是李白所向往的梦幻仙境。
 李白关于王屋山的诗虽然只有三首，且有两首并非在王屋山写就，只能算是“寄情”诗，但是三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道教紧密相关。个中缘由，除了王屋山在唐代是全国道教活动中心这一“前提”条件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李白从小就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中年官场失意之后，学道心情更笃。可以说，崇道是李白终生为求其生活非同凡响而努力从事的重要事情，是贯穿于他一生的信仰。信仰是什么？就是人的感情寄托。诗歌作为诗人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自然也会表现出来作者的信仰。其实，在李白的诗歌中，求仙访道或和道教文化相关的作品是很多的。即使那些不是直写道事的诗，也有很多充满了仙风道气。要真正读懂李白的诗，不能不了解李白的崇道经历。
 李白虽然出生在唐代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但其幼年是在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度过的。蜀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崇道之风，道教崇尚的洞天福地遍布其间，成为奠定李白道教信仰的基础。早年的李白即开始追慕神仙方术，其《上安州裴长史书》有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所谓“六甲”实为道教术数一类的书籍，可见李白少年时即接触过道教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崇道热情逐渐增加。“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坐松风，泛瑟窥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欲逐黄鹤飞，相呼向蓬阙。”（《感兴八首》）则进一步说明李白十五岁就有了较深的道教信仰。蜀中时期，李白访过不少道教名山，还结交了不少道友，如元林宗、元丹丘、东严子等。尤其是元丹丘，后来成了李白终生最要好的道友。
 开元十三年（725年），二十五岁的李白离家远行，经巴渝，出三峡，抵江陵，与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相遇。这位年届八旬的老道一见英风豪气的李白，便夸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受到这位道界高士的赞许，颇为欣喜，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一首，以希有鸟比司马承祯，以大鹏自许，表示要与他神游八极。李白在出游襄汉，南泛洞庭，东游金陵、扬州期间，游仙访道，吞服金砂，并有诗作记：“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颠。”（《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该诗记录了诗人从蜀中紫云山到寿山再到白兆山求仙访道服丹饵食的生活经历。
 开元十八年，李白抱着莫大的希望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以待征召。在这里，他结识了玄宗胞妹女道士玉真公主，还有斛斯山人及好道的崔宗之等。不过，他来长安主要是为了求仕，游仙意识还比较淡薄，所以道友崔宗之劝他同隐嵩山，他婉言谢绝“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酬崔五郎中》）。在长安，李白“历抵卿相”，以求仕位，可最终毫无结果，他满腔愤懑，写下了《蜀道难》、《行路难》等诗，以抒其恨。开元二十一年，李白无颜回家，乃东游梁宋，访道嵩山，与蜀中道友元丹丘憩隐颖阳山居，并作《元丹丘歌》：“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颖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表明李白这时不仅对元丹丘仰慕至极，他本人的游仙热情也空前高涨起来。开元二十九年秋冬间，元丹丘奉诏入京，次年（即天宝元年）受到持盈法师（即玉真公主）赏识，被封为道门威仪。元丹丘受李白之托，荐之于玉真公主，然后玉真公主又荐之于其兄玄宗皇帝，于是李白才有了奉诏入朝之幸运。在长安，李白供奉翰林，游仙的愿望被从政的理想冲淡，崇道活动自然也很少。但是，诗人就是诗人，它与政治家毕竟不是一回事。天宝三年（744年），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从政之梦破灭，于是开始人生第二次漫游。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一幕：李白与唐代另两位大诗人杜甫、高适在洛阳相见了。三位诗名远播的诗人相见恨晚，于是携手北渡黄河，到王屋山游历访道。据《李杜合谱》记：杜甫与李白、高适，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李白《上阳台》也当作于此时。
 李白《上阳台》只有四言十六字：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初看这首诗，一般都把它作为是明明白白的山水诗。但仔细揣测，大不尽然。前两句写山水之景，无可争议，但后两句何指，就大有文章。集近年有关资料，这首诗应为李白纪念司马承祯而作，或者更具体说，应是李白观司马承祯所作壁画后的即兴题词。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李白开元十二年（724年）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得到司马承祯赞赏。此后的司马承祯更为道名远播，并多次被皇帝诏入宫中讲经。后唐玄宗又命其到王屋山建立道观，亲题匾额，其后又有玉真公主到王屋山修道之事。对于这些震动朝野之事，李白到洛阳后肯定是可以知道的，对这位20年前就已相识的道教大师级人物，李白与杜甫、高适结伴登临王屋山求访，也是情理之事。但到达阳台观后，方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无缘再见。为什么说《上阳台》是李白为司马承祯所作壁画的题词呢？这是根据《历代名画记》的有关记载所作的判断。司马承祯不仅道术精深，而且诗、书、画皆有极高造诣，曾在阳台宫内作山水壁画，画高一十六尺，长九十五尺，画中仙鹤、云气、山形、涧壑“一一毕呈”。李白寻访司马承祯，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有感而作《上阳台》。再看诗的后两句“非有老笔，清壮何穷”，明显不是写景而是赞人，应属题辞用语。
 李白有几次登临王屋山，今已难考。但从他自此以后为数众多的求仙学道或记述道友生活的作品来看，李白的道教信仰与日俱增，修道炼丹成为他生活的重要方面。天宝四年，李白的崇道活动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齐州（济南）的道观紫极宫接受了道箓，正式加入了道士的行列。给李白传授道箓的是高如贵“天师”。李白为答谢他，特地写下了《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

 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别杖留青竹，行歌蹑紫烟。离心无远近，长在玉京悬。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六）

 在李白漫游梁宋时期的诗歌中，游仙之作不但数量多，而且很多作品表现的就是作者本人的所思所想，作者完全成了“道景中人”。《寄王屋山人孟大融》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朱颜谢春辉，白发见生涯。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二）

 这首诗题目中的孟大融身份如何，今天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是一位久居王屋的道士。诗人寄言这位王屋山道士，肯定曾与之相识相交。在这首诗中，作者完全是一个道教高士的口气：在东海之滨的著名道教圣地，我餐霞饮露，见到过神仙安期生，和他一起吃过大如瓜的红枣。回想往事，我中年被诏翰林学士，但很快又被皇帝“劝”出来了，实在让人心里不痛快。如今，我已红颜消逝，两鬓染霜，不再想做官的事了。我所期望的，就是继续学道炼丹，有朝一日坐上云车，飞升天外，成就神仙之愿。你（孟大融）和我相交之地的王屋山，真是一个修炼神仙的极好去处，我盼望尽快再到那里去，和你一起修道炼丹。即便闲暇时替神仙们扫一扫院中的落花，也是令人惬意的事情！充分表达了诗人有朝一日还要到王屋山求仙访道之心境。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作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关于魏万其人，有关记载也很少，只知其上元初年登第，后改名魏颢。李白在诗前序中说：“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由此可知，魏万也是一位久居王屋山的道士。此前李白与魏万是否相识，不能妄断，但魏万肯定是一位能诗善文的道士，因对李白十分仰慕，因此追随李白的足迹，不远万里，一路相访。李白深感遇到了道中知音，于是作这首长诗遍述魏万寻访历程，以表感激之情。分手时，李白还将自己的诗文托付于魏万留存结集，足见李白对魏万信任有加。
 这首诗在李白的众多赠别诗中，行文虽长，但别开生面，颇具特色，是诸多唐诗集本中常被选析的诗作之一。诗中着墨描绘的山水虽多数不是王屋山之景，但是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最后十句诗人以设问开始，以“仙台应有期”表述依依不舍之情，然后展开想像的翅膀，设想魏万居住的王屋山洞府东窗下的“绿玉树”在魏万离开这段时间里“定长三五枝”，天坛山上的同道们也会因他逗留尘世太久，“当笑尔归迟”。但是在诗人心头，令人“茫然”的“远别”之苦，却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最末两句“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进一步以黄河之水不会断绝来比喻两人永恒的友情，把作者与友人的深厚情感进一步推向了高潮，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王屋山道教仙境的无限向往之情。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虽有从军之旅，但崇道活动仍然不少，主要集中在皖南一带，并在敬亭山从事过炼丹活动。直至晚年，李白的道教信仰也没有改变过。
 李白的道教信仰，是在唐代尊奉道教为国教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初为求取功名，再为排遣精神苦闷、追求个性解放与延年长生。用今人的观点看，李白的崇道活动是虚无和消极的。但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看，也正是道教文化的濡染成就了李白的“诗仙”之名。且不说他直写道教活动的诗歌，单就他山水诗中有关黄河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捧土尚可塞”等，无不透露出老庄超然物外、巡游九天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