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意气风发上天坛
白居易和元稹都是唐代大诗人，文名相齐，史称“元白”。他们不仅在王屋山留下了诗作，而且诗歌中所反映的思想情调相近。通过研究他们的这些诗作，可以推断其写作年代，进而了解道教思想对唐代文人的濡染过程。
白居易在王屋山留下的诗有三首：《早冬游王屋，自灵都抵阳台上方望天坛，偶吟成章，寄温谷周尊师、中书李相公》、《天坛峰下赠杜录事》和《和杜录事题红叶》。这三首诗的写作年代，目前尚无定论，需做进一步探讨。另有两首关于济源的诗是《题济水》、《游枋口悬泉偶题石上》，属于山水即景诗。从其最后一首诗中的“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两句看，应是作于任河南尹时期，属于诗人的晚年作品。
诗歌是诗人心境的表露。让我们先来读白居易的《早冬游王屋，自灵都抵阳台上方望天坛，偶吟成章，寄温谷周尊师、中书李相公》：
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时。石泉碧漾漾，岩树红离离。朝为灵都游，暮有阳台期。飘然世尘外，鸾鹤如可追。忽念公程尽，复惭身力衰。天坛在天半，欲上心迟迟。尝闻此游者，隐客与损之。各抱贵仙骨，俱非泥垢姿。二人相顾言，彼此称男儿。若不为松乔，即须作皋夔。今果如其语，光彩双葳蕤。一人佩金印，一人翳玉芝。我来高其事，咏叹偶成诗。为君题石上，欲使故山知。（《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五）
诗的前半部叙述了诗人此次王屋山之行的踪迹：金秋十月，红叶灿烂。早上游览了灵都观（可能晚上宿在观内），傍晚又到阳台宫。置身仙境般的道教圣地，怎不令人心旷神怡！但是毕竟旅途劳顿了一天，体力已渐渐不支了。站在十方院（即诗题中的“上方”），天坛远在峰顶，让人望而却步。至此，诗人把思绪转到了老友周尊师和李相公（尊师和相公均为尊称，从下文看都应是仕途中人）身上：（你）二人都是英才之辈，绝非凡胎之人。想当年，都曾信誓旦旦要成就一番事业，即使成不了像赤松子和王子乔那样的仙人，也要成为叱咤风云的如龙之辈。如今果如其然，你二人不仅都有了爵位，而且身佩金印，官服华丽，令世人羡慕。从诗题和后半部来看，表象为写给功成名就的周、李二人，但实际表达的是诗人溢于言表的自我肯定之心态。这与李白、杜甫为王屋山而写的诗在情调上是完全不同的。
探讨白居易这首诗的写作年代，离不开对诗人经历的巡视，须从白居易出仕的年代和他与唐代另一位大诗人元稹的交谊说起。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第，时年二十九岁。这次科举及第的共有十七人，白居易位列第四。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参加“拔萃”试选，书判拔萃科。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再次参试，授翰林学士。这个时期是白居易仕途通达、诗情张扬的时期。这期间，诗人尽管经常奔走于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但居家一直在洛阳。从诗中所表露的思想情绪看，这首诗应是白居易的早期作品。
作此推断的另一佐证是元稹的《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和《天坛上境》。作者在诗中说：“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爱狂。九陌争驰好鞍马，八人同著彩衣裳。”并在诗中注文：“同年科第：宏词，吕二灵、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八人皆奉荣养。”无论是诗句还是注文，流露出的都是溢于言表的“弹冠相庆”之情。元稹的另一首诗《天坛上境》和上一首诗是同年作品。元稹在诗前序中说：“贞元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夜宿天坛石幛侧。十五日得盩厔马逢少府书，知予远上天坛，因以长句见赠。篇末仍云：灵溪试为访金丹。因于坛上还赠。”不仅记下了写诗的时间，同时也透露出唐代仕途文人对天坛山的向往之情和来往之频繁。从诗中所表露的思想情怀来看，与白居易《早冬游王屋……》也很相似。元稹《天坛上境》诗曰：
野人性僻穷深僻，芸署官闲不似官。万里洞中朝玉帝，九光霞外宿天坛。洪涟浩渺东溟曙，白日低回上境寒。因为南昌检仙籍，马君家世奉还丹。（《全唐诗》卷四百一十一）
诗中所赞的王屋山道教仙山美则美矣，但诗人明显是以观光者的眼光看天坛之景。这与白居易登山望景继而称颂仕途好友不是有相似之处吗？因此可以推断，白居易的《早冬游王屋……》和元稹的《天坛上境》应是同一个时期、同一心境下产生的作品。
下面再让我们来欣赏白居易的《天坛峰下赠杜录事》：
年颜气力渐衰残，王屋中峰欲上难。顶上将探小有洞，喉中须咽大还丹。河车九转宜精炼，火候三年在好看。他日药成分一粒，与君先去扫天坛。（《全唐诗》卷四百五十）
这首诗也是即景抒情诗，明白易解，文意清新。有些道教术语今天看来似不易解，但在道教盛行的唐代，也应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大还丹”“河车九转”等，都是道家炼丹专用术语，“大还丹”即丹药中的高品位金丹，“河车”是铅和汞的合炼物，“九转”是丹药炼制的次数。白诗的最后一句“他日药成分一粒，与君先去扫天坛”与元诗中的“野人性僻穷深僻，芸署官闲不似官”都带有明显的调侃味道、游戏人生的味道，说明他们当时的道教信仰还不太浓重。
与此诗有关的另一个旁涉的话题，是近年来有人把白诗中提到的“杜录事”解为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牧，这显然是错误的。按照唐代的官制，州郡官职中的“录事”，品阶为从九品，不仅是最低一级的官，还是“相当于”九品。县级也设有录事一职，但不列品。杜牧是否任过录事一职，不得而知，但就杜牧的“进士”身阶而言，似不会任从九品小官职的。从年龄看，杜牧小白居易三十二岁，不是同代人。查白居易年谱，也始终未见白居易与杜牧有过什么交往。因此，这首诗中的“杜录事”应是一位道士，“录事”一职可能是这位道士入道以前的官职，并且是白居易的朋友。
以上讨论的是白居易和元稹王屋山诗作的年代及他们当时对道教的态度。其实，唐代的文人大多都有信道和求仕并举的经历，尤其是仕途坎坷的文人，多以追求神仙境界来消解情绪，进而道教信仰才日渐浓重。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甚厚，常以诗歌唱和。在道教信仰上，他们都有“走走停停”的经历。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官阶从三品降为五品，为排释心中郁闷，曾筑草堂于庐山香炉峰，并向道士郭虚舟学习炼丹。后来，仕途有所回升，他的道教信仰也随之淡化，曾劝诫人们不要像韩愈、元稹那样服食丹药损坏身体。如他在《思旧》中说：“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韩愈字退之，元稹字微之）证明白居易曾对道教持否定态度，同时也证明韩愈和元稹都曾经有过服食道家丹药的经历。但从他六十六岁所作《烧药不成命酒独醉》诗中云“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来看，白居易又开始留意于炼丹。至晚年时，他还为自己的这种心态自定了说词，称为“中隐”。并作《中隐》诗以阐释：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五）
这首诗可以说是白居易晚年人生哲学的直观写照，反映出诗人对道教反复和矛盾的心理。
韩愈作品中的道教意象和归隐思想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名高标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一位思想倾向明显的思想家。元和十四年（819年），在官场中几经沉浮的韩愈上书《论佛骨表》，反对佞佛，再一次被贬官，从此成就了他“反佛勇士”的美称。就他的诗文而言，尽管儒学和道教思想均有体现，但人们历来多从儒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韩愈只尊崇于儒家思想。其实，韩愈的诗文创作呈现出的思想倾向是多样的，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说他的散文多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而诗歌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或者说正是由于大量道教意象进入了他的诗歌，才真正丰富了他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因此，研究韩愈的诗歌，不可忽视其道教思想。
韩愈曾虔诚地信奉过道教巫术。他贬为潮州刺史后，潮州正有鳄鱼，食民畜产，人民惊恐不安，韩愈于是作《祭鳄鱼文》。韩愈还为岭南节度使写过《南海神庙碑》，文中仙气弥漫。苏轼因此说：“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谈笑出伟奇，鼓舞南海神。”
韩愈的作品中，直写道事的诗文并不多见，其道教思想主要是以“意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唐代社会，道教尊天地鬼神的信仰，飞升羽化的理想，斋醮符咒、炼丹服食的手段，给人以迷狂的情绪。它带给文学艺术的，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道教主要有三组彼此相关联的特殊意象：象征生存、享乐、美好的神仙与仙境的意象；象征死亡、苦难、丑恶的鬼魅精怪的意象；象征超人间神奇力量的道士及法术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所具有的幻想性、神秘性和超越性与文学是相通的，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表现素材，使诗歌得以表达更深的情感、更广的内容，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韩愈的作品中运用道教意象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但在记事、写人、写景状物的诗作中运用道教意象，即使是言志诗也是如此，从而大大丰富了他的语言表现力和诗歌的感染力。如他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玉川子即卢仝，其字玉川子，幼年移居济源。其诗作有同名《月蚀诗》两首），诗中运用了虾蟆精、黄帝、赤龙黑鸟、於菟等大量道教意象，创造出一种神奇的意境。再如他的《孟东野失子》：“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祗为之悲，瑟缩久不安。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此诗是为朋友孟郊死了儿子而写的吊慰诗，本来很难与道教意象挂钩，而韩愈却进行了一番上天入地、灵龟问讯、天帝宽言相解、灵龟托梦于人等丰富联想。但这种寓庄于谐的写法，也许真会起到特别的劝慰效果。
韩愈对山水的描写也同样充满了奇特的主观色彩，而不大看重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比如他和朋友卢云夫的和诗《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诗的主题是赞颂在济源盘谷隐居的李愿，其中有四句是写盘谷天井关瀑布的：“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可以说是韩愈借助驰骋天外的道教意象为这首诗歌增添了一双想像的翅膀。
韩愈的另一篇著名诗文是《送李愿归盘谷序》。从《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的首句“昔寻李愿向盘谷”看，韩愈作这篇诗文应是之前作品。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韩愈在长安等候调官，因仕途不顺，心情抑郁，故借李愿归隐盘谷一事，作此文以吐露心中不平之气。这篇诗文序言占了大部分篇幅，也是本文的主题。作者采用两宾夹一主的手法，写了三种人：即声威显赫的显贵、高洁不污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官迷，表达了作者对官场腐化的憎恶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最后一段为赠诗：“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极言隐士之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在表达方式上，都反映了道教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韩愈此文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历代文集多辑入其中。相传苏轼最爱此文，曾评价其“余谓唐无文章，惟退之一篇而已。”（韩愈诗文附后）
韩愈为王屋山留下的诗作不多，但他肯定是上过天坛山的，因为他曾在从天坛下山的途中捡到一块可作砚用之石，并作《天坛砚铭》，天坛砚因此而得名。铭曰：
儒生高常与予下天坛，中路获砚石，似马蹄状，外棱孤耸，内发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遗物。宝而用之，请予铭焉：仙马有灵，迹在于石。棱而宛中，有点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文中所记虽是所获石砚之状及欣喜之情，但其中的“疑神仙遗物”“仙马有灵”均可看作是作者道教意象的流露——仙道思想的“意识流”。
唐代诗人为王屋山留下的诗文很多，且多与求仙访道有关。比较著名的诗人及其作品还有：王维《送张道士归山》；元稹《天坛归》、《天坛上境》；张籍《送王炼师归王屋》、《胡山人归王屋因有赠》；刘禹锡《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居二首》、《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李益《寄许炼师》、《登天坛夜见海日》；岑参《宿东溪王屋李隐者》、《送胡象落第归王屋别业》；李颀《送王屋山人之京》；杜牧《送卢霈秀才归王屋时将赴举》；卢照邻《登王屋山》；马戴《宿天坛》、《宿阳台观》；杜光庭《题天坛》、《<天坛王屋山圣迹记>题诗》；李商隐《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玉山》、《忆昔玉阳》等。这些诗文大都是感情真挚之作，或写与王屋山道士的交往，或写自己求仙访道的感情身受，充满了对仙道生活的向往之情。有些诗虽为写景、咏物，其思想内核也仍然是和神仙意境息息相关的。因此可以说，到王屋山来访的唐代诗人，其思想情结从根本上说是道教情结。
